“空间生产”视域下丝路遗产保护的初步思考

“空间生产”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空间生产思想，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空间生产”学说，认为空间不仅是物理环境，更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场域。考古遗址、历史街区、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往往分布在特定物理空间范围，同时又承载着精神性、社会性等多元空间诉求，“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遗产的空间社会建构本质及其人地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工具包。

何谓“空间生产”？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大工业生产加速扩张与城市化浪潮，西方国家出现了城市中心衰落、财政危机、城市暴乱等社会问题，由此引发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概念从偏重物质形态，拓展为兼具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复合形态，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也从关注空间中事物的生产，拓展至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在汲取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后指出，空间本身是一个不断被“生产”的过程，既包含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也包含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以此解释空间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强调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三元一体的格局特点与互动关系，具体而言：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指人们对物质空间的利用、控制和创造；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指通过抽象知识、符号、术语建构秩序的空间；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指通过体验、感知、象征实践等赋予意义的空间。空间三元辩证法不仅是对空间的分类，更具有深刻的辩证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空间如何被社会建构，并影响个体与群体实践的分析框架。

试以“空间生产”理论分析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边界清晰的限定空间，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包含遗址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等物质载体，还包含物质空间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精神感知与社会生活。考古遗址公园的建造过程就是对该空间的再生产与重塑，不仅生产物质性的景观，还生产空间的价值内涵与感知体验，分别对应“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物质载体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的文化再造，以及“表征空间”的精神感知。

“空间生产”理论已被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诸多研究。吴良镛先生在北京城市保护与发展的工作实践中，系统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其中的“从顺旧城肌理的格局的‘有机更新’，谋求逐步地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建立新的‘有机秩序’”这一创新思路被引入不同领域，实践对象也进一步拓展到“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此外，还有学者针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发展困境，提出以三元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构建起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

丝路遗产的价值

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跨度近5000千米，由33个遗产点组成。其中，22个位于中国，8个位于哈萨克斯坦，3个位于吉尔吉斯斯坦。2023年，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泽拉夫善—喀喇昆仑廊道”（Silk Roads: Zarafshan-Karakum Corridor）跨度866千米，由34个遗产点组成，其中9个位于塔吉克斯坦，16个位于乌兹别克斯坦，9个位于土库曼斯坦。此外，“丝绸之路：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Silk Roads: Fergana-Syrdarya Corridor ）、“丝绸之路：伏尔加—里海走廊”（Silk Roads: Volga-Caspian Corridor）等也正在积极申报世界遗产。

业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两组丝路遗产共包含67处遗产点，涉及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关联遗迹等不同类型。例如，塔吉克斯坦的基索拉克聚落（Khisorak Settlement，公元1至10世纪）是中亚最高的定居点遗址，粟特商人由此向北可达费尔干纳河谷，向南至瓦赫什河上游和巴克特里亚，顺着泽拉夫善河到达片治肯特和撒马尔罕，是商贸聚落遗迹的代表。阿克亚—加拉驿站（Akja Gala Caravanserai，公元9至12世纪）建于卡拉库姆沙漠的干旱环境中，是丝绸之路阿姆勒（Amul）至梅尔夫（Merv）段的典型驿站遗址。

丝路遗产作为文明交往路网的代表性物证，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欧亚大陆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交流和互通传统，体现了中国与中亚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跨越山川湖泊、戈壁沙漠、山谷草原等地理屏障的交流对话，其突出普遍价值不仅在于各个遗产点的物质遗存，更在于民族交往、商品贸易、文化传播等多维度的深度互动与交流互鉴。

丝路遗产的分类

“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动态产物，是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功能、环境变迁、当代功能等不同维度，对丝路遗产的空间属性进行初步分类。

历史功能维度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交往的贸易通道，更是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网络，作为一个长时期、长距离的跨文明交流网络，其遗产构成本质是复杂贸易路线网络及其多功能空间系统，可依据其历史功能划分为交通运输、居住生活、墓葬体系、文化交流、防御体系、商业贸易等类型。以下结合具体遗产点择要举例说明：

交通运输遗产，主要包括古道、关隘、驿站、烽燧等设施。如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硖石乡石壕村西南约2千米处，现存约230米石灰岩质路面，保存有古代车辙、蹄印、蓄水池等遗迹。该古道是汉唐时期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交通要道的组成部分，是丝绸之路长期、长距离交通系统的珍贵物证。

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图源：河南省文物局官网）

居住生活遗产，主要包括都城、城镇等定居点遗址。如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整体呈长方形，分内外两重城，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为公元7-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北麓的重要军政中心和交通枢纽。

墓葬体系遗产，以丝绸之路沿线相关的墓葬群为代表。如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的果园—新城墓群，保存有三国时期至唐代（公元220-907年）墓葬1400余座，包括贵族墓、官吏墓、平民墓等，是丝绸之路沿线面积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古墓葬。

北庭故城遗址（图源：国家文物局） 

文化交流遗产，以宗教场所如石窟、寺庙等为代表。位于塔吉克斯坦瓦赫什盆地腹地的阿吉纳·特佩（Ajina Tepe）佛教寺院遗址，建于公元7-8世纪，体现了犍陀罗、笈多、贵霜和粟特等多种文明文化融合的特点。

图片来源：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考古调查 —粟特时期》，《文物》2019年1期

除此之外，丝路遗产还包括防御体系遗产、商业贸易遗产等其他类型，为我们揭示出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中的多重功能与意义。

环境变迁

维度丝绸之路文明交流通道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地域环境系统密切相关。从古今环境变迁这一维度分析，丝路遗产又可划分为“地域环境巨变”和“地域环境微变”两大类。其中，地域环境巨变遗产可分为：人居—旷野、旷野—人居两类；地域环境微变遗产可分为：城市—城市、城市—乡村、乡村—城市、乡村—乡村、旷野—旷野五类。

人居—旷野型遗产。库什梅罕古城（Kushmeihan，or Dinli Kishman）位于距梅尔夫以北约30公里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由一座早期堡垒和一座中世纪城址组成。城市逐渐废弃后，该区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演变为旷野地域环境。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多数古城遗址属于该类型。

库什梅罕古城遗址近景（图源：IICAS）

旷野—人居型遗产。汉长安城厨城门一号桥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被称作“丝绸之路第一桥”，这一丝路遗产为明确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河流改道，曾经位于城外旷野的河道已被现代村庄叠压，区域环境发生巨变。

城市—城市型遗产。隋唐洛阳城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在门址南侧发现有唐代路面，存有人的脚印、动物蹄印和车辙等遗迹。现代洛阳城是在隋唐洛阳城的空间之上发展而来，定鼎门遗址的周边环境依然为城市。

城市—乡村型遗产。拉甫却克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在唐代是一座格局清晰的城市，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次级聚落和交通节点，属于城市地域环境。经过历史变迁，拉甫却克古城虽已变成遗址，但其周边一直有居民居住，并在当代形成了自然村落博斯坦村，其地域环境转变为乡村。

拉甫却克古城遗址墓地（图源：《大众考古》2021年11期）

拉甫却克古城-古城池和瞭望台（图源：哈密发布）

旷野—旷野型遗产。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90公里的小方盘城，是汉代长城的重要关口和边防要塞，在当时即属于旷野区域的交通节点，当代玉门关遗址周边环境仍为空旷的戈壁荒原，距离最近的城镇仍有一定距离，其区域环境未发生较大改变，仍属于旷野型遗产点。

当代功能维度

因古今环境变迁、政治社会变动等因素，丝路遗产的当代功能与历史功能既可能重合、实现延续，也可能中断、增减或创新。基于遗产功能的变化可分为两大类：“功能延续型”和“功能嬗变型”。其中“功能嬗变型”又可细分为“功能增益”和“功能衰减、中断”两个类型。以下结合具体遗产点举例说明：

功能延续型遗产。希瓦古城（khiva）位于阿姆河下游绿洲地带，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目前仍有大量居民生活其中，生活区重叠于遗产区之上，古城的当代功能与历史功能基本重合。

功能嬗变型遗产。唐大明宫遗址的历史功能是唐代统治者处理朝政、生活起居的宫殿，后因朝代更替、宫殿毁弃沦为城郊农田，历史功能发生改变，又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而融入当代城市社会发展，形成了不同于历史功能的当代功能。

大明宫俯拍（图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官方公众号）

功能增益。河南洛阳白马寺除了延续历史时期的宗教功能以外，增加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化旅游等当代功能，属于功能嬗变遗产中的功能增益遗产。

功能衰减、中断。楼兰故城遗址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古城遗址，历史上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居住聚落和交通节点，在城址废弃后历史功能中断，当代功能不突出，属于功能嬗变遗产中的功能衰减、中断遗产。

楼兰古城全景航拍（图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官方网站）

几点思考

所谓“空间生产”，不仅是地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建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空间的价值赋予与意义重塑。文化遗产所依存的物质载体空间，其“生产”过程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外部力量的影响，不同利益群体基于自身需求与利益诉求，通过权力博弈，动态、持续地参与遗产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例如，对于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而言，遗产空间的“生产”目标在于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与传承；对于当地政府来说，除了保护传承文化价值，还希望能够借此空间开发推动旅游产业、环境优化、改善民生等不同层面的现实产出；对于遗址区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提升则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诉求。针对“空间生产”的多元多维需求，我们可借用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多重维度予以分层次辨析，以更精准地响应不同群体对空间的诉求。

空间所具有的“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元一体特点，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特征—主观意义—社会效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物质空间作为社会活动场所，承载着空间精神文化与社会交往，精神空间源自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影响着物质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空间的互动模式同样会反作用于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以上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两个部分的变化。由此推之，丝路遗产的历史文化记忆和遗产区居民的现代创造实践，是将精神空间的价值认同与社会空间的生活实践共同叠加于丝路遗产物理空间之上，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层积复合情境”。通过对“文化层积复合情境”的综合保护与价值挖掘，可以推动物质遗存的保护传承，促进精神意义与社会效用的再生与再创造，以更好维系丝路遗产空间的“文化连续性”。